採訪 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中心 (CSRP) 實習生、Because Mental Health 創始人 Hailey Wong 分享了她作為香港中學生尋求幫助的經歷。
採訪者：讓我們先來談談你作為心理健康領導者的角色。你的同學有多常向你尋求幫助？
Hailey: 相當頻繁。我被視為 "治療師朋友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很高興我有機會幫助其他人，特別是那些經歷了我所經歷的事情的人。
採訪者：聽起來很好! 那麼，如果有一位同學走到你面前並告訴你他感到很大壓力，你有甚麼想法和感覺？你會怎麼做？
Hailey: 我主張向專業人員求助，故此很多時候，當有人求助時，我往往盡量不為他們提供太多建議，而是給他們一個安全的地方，向他們展現同理心，讓他們把自己的感受訴說出來。我的朋友有好幾次因為友情問題、學業壓力或負面情緒來找我傾訴。我一方面提供了一些建議，另一方面我也試圖站在他們的角度上，和他們一起討論。每當有人向我尋求幫助時，我總是很高興，因為這代表他們在個人問題上很信任我。我總是很樂意幫助和支持他們，我相信每個人的困難都值得幫助。
採訪者：說到求助，當你自己感到傷心、苦惱或承受很大壓力而難以處理時，你是否會嘗試尋求幫助？為什麼呢？
Hailey: 我每週都會和我的治療師交談，所以當有事情發生時，我都會和她傾訴。每當我心理健康狀況不佳時，我也會寫日記，並嘗試用不同的應對機制去解決事情。
採訪者：你會就哪些問題尋求幫助，以及為什麼？
Hailey: 當我為那些在我控制範圍內的事情掙扎時，我會尋求幫助，例如我的心態、健康、消極的想法。關於我自己，我仍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在自我發展上也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努力。我堅信治療或任何類型的專業幫助都可以幫助我以不同的方式以疏導消極情緒，更好地管理闖入型意念 。
採訪者：你知道你可以向誰傾訴，在哪裡尋求幫助嗎？
Hailey: 我很榮幸地知道。不過尋找幫助的過程是很艱難的，因為我必須先讓父母知道我想要專業人士的幫助。(這是一開始妨礙我尋求幫助的主要障礙 - 我很難向他們坦誠說出我心理健康的問題。)
採訪者：當你第一次開始與專業人士交談時，你遇到了甚麼樣的困難？
Hailey: 考慮到我要向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敞開心扉，一開始表達情緒對我來說是件難事。然而，在僅僅幾次治療後，我覺得和她談論我的感受並不難。我能表達出興奮和快樂的感受，也能表達沮喪和憤怒的情緒。她就像我的現場日記 - 我覺得我可以告訴她任何事情，且不需要過濾掉醜陋的部分。
採訪者：與朋輩說話傾訴如何？你更喜歡與專業人士交談，還是有一個朋輩作聽眾？為什麼？
Hailey: 與專業人士交談感覺更安全、更舒適。專業人士受過訓練，知道如何提問和引導對話，而且鼓勵自我發現，這與與我的朋友交談不同。與朋輩傾訴的話，我需要一個我能夠完全相信的朋友，而且確保我所說的一切只有我們兩人知道之間。相比之下，在治療師的辦公室裡，我感到更安全的開放。因此，我個人更喜歡與專業人士交談。不過，一些小事，例如因為中文考試感到緊張時，我會和朋友交談，因為我們正在經歷一樣的事情。
採訪者：對學生來說，重返校園似乎是一個充滿壓力的時刻，尤其是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根據你自己的經驗或觀察，你能否告訴我們一些在這個時間內影響着學生情緒和壓力的主要因素？
Hailey: 首先，線上學習和面授課堂之間的不斷轉換是一大重要因素。有一次我們在恢復面授課堂一周後就進行了期末考試。這無疑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因為同學很需要時間來調整上學的心態，以重新適應學校。第二個因素是每周的測驗數量。在測驗週時，我們平均每週會有3-5次測驗，這對學生來說是非常沉重的工作量，尤其是那些放學後還要參加課外活動的學生。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我希望學校能多理解同學，而不是純粹為了追趕進度而匆忙完成教學。
採訪者：你是否注意到同學在疫情大流行前後在不同領域的狀態有甚麼變化? 例如朋輩關係、學業、家庭關係、職業生涯規劃、對學校的歸屬感、個人時間（愛好、課外活動）、個人幸福感，或者其他方面？
Hailey: 在課外活動方面，由於COVID導致所有活動突然停止，這使我對我參與的課外活動感到更多的熱情。所有活動和體育訓練要麽變成線上，要麽完全暫停，這確實給我上了一課 - 那就是永遠要感恩你當下擁有的一切。至於在學校的人際關係和歸屬感方面，疫情之後我變得更加內向（也可能是因為我在疫情大流行期間被診斷出患有抑鬱症和焦慮症，導致我在面對周圍環境時更加緊張和不自在 ），這最終導致一些朋友慢慢疏遠。我開始喜歡自己待在家裡，而不是和朋友一起出去，我亦開始找藉口來推掉聚會。
採訪者：你覺得你的學校是否有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的支援？你有沒有參加過任何有關心理健康的學校活動？
Hailey: 我沒有參加過任何有關心理健康的學校活動，但我最近參加了他們舉辦關於壓力的必修講座，我對這個講座感到很消極，因為我沒有從中得到什麼。我認為，現有許多活動都是一次性的，根本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這也說明了學校缺乏相關資源。我希望來自學生有關心理健康的主導行動能盡快改變這種狀況。話雖如此，有少數老師確實關心學生的健康，並偶爾通過電子郵件詢問他們的情況。
採訪者：你是否親身經歷過或觀察到因為疫情大流行而導致一些求助方面的差異（例如求助意願或求助行為）？
Hailey: 疫情期間我開始見治療師和精神科醫生，所以我現在有一個更強大的專業支持網絡。對我來說，向朋友敞開心扉總是有點困難，只有一兩個朋友在我需要幫助時會去找他們（主要是通過短信）。在整個疫情期間，每當我有困難時，我也會訴諸於日記。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更容易、更可靠的發洩方式。我可以隨心所欲地塗鴉、繪畫或寫作，沒有人會看到我寫的東西。它變成了令我安心的地方。
採訪者：最後一個問題 - 甚麼改進或改變會使你在需要時更願意尋求幫助？
Hailey: 我認為明白我們不能把自己的困難拿去與別人的作比較是很重要的。有些困難對別人來說是很小的事情，但對我們自己來說卻是最痛苦的事情。如果我早些了解到這一點，我就能更自如地公開自己的困難。我認為把自己的內心世界打開變成一個開放的、經常談論自己感受的圈子也很重要。當你在一個有公開、誠實和透明對話的環境下成長時，它也會間接影響你做同樣的事情。